由于是厂子弟,其实由于我们这些农村来的孩子,一在这里没有任何关系,二又没有多少家庭的资助。
大部分和我们这些外来户谈对象,开始对本人都没有什么意见,但当涉及到后来的谈婚论嫁、结婚房子等实际问题后,很多都戛然而止。
徐同学后来和这位女孩子的分手,也有这方面的原因,没有过多责怪人家看低我们的意图,这的确是事实,但这真实伤害着他的自尊心,于是更坚定了要出走下海的决心。
当说到真正要离开国营企业的时候,人都有留恋的想法,毕竟从农村考学出来的农家子弟,等于是十年磨一剑,就是为了摆脱农字头的想法,现在突然又要放弃这种身份,在当时外人的眼里,的确是件非常可惜的事情。
但只有身处后来这种环境中的人,才能体会到思想变化的必然,对这点我是非常理解的,可惜地说心里话,他的离开的确对我是个极大的打击。
我不但缺少一位平时可以倾诉心声的好朋友,还有就是也羡慕他的执着。
因为当时我所处的科单位比他有些自由、愉快和至少当时有些盼头的目标,但对他而言,当时处在单位就是基础的工艺室,平时干不完的活,收入没有任何额外的希望,单位考勤又非常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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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同学定下要南下了。
随着准备走日期的临近,即一九九二年春节过后的三月初,他要走的先一天,我们在外面吃了顿散伙饭,席件有我的张老乡,还有他的几个要好的朋友,送朋友去远方的离别惆怅,在每人的心里是沉重的,但我们更多的是激励和鼓舞。
在送他的当天,徐办公室有个朋友的朋友,在当时西安市内的另外一家电器销售厂工作,他那里和他一起干的几个朋友,大家彼此都很熟悉,我送徐同学又到他们那里,当天中午,又在他们那里为徐同学举行送别宴,那几个朋友都是从其他城市早辞职近两、三年的大学生,共同的往事身份,如今都要走类似路的共同经历,让大家一下拉近了谈话的距离,送别的中午,吃了近两个小时。
后来大家集体七、八个人,把徐同学送进了火车站。
在火车站的站台上,我们更多的是对徐同学的祝福,并为他打气鼓劲,希望他在他乡能迅的站住脚跟,也许很快我们都会步他的后尘等之类的话语。
惆怅之中,东去南下的火车徐徐启动,我们最后一次隔着窗户拉手作别。
列车一声长鸣,很快消失在我们的送别视线外。
我和送别的朋友作别后,一路失魂落魄的返回到了单身大院,心情沉重的当天下午,都没有心思去单位上班了,一个人在单身大院自己的屋子里独思冥想了很久,很久。
徐同学和我,是当年一同从同一所大学来到公司上班的,从当时的满足,到现在的不满意自己的境况,也就仅仅过去两年的时间,我们的思想很快变得如此现实和实际。
随后的日子里,我从电话、书信中了解到了徐同学如何到达广东、又如何去求职,和在外企如何工作,并告诉了我他平日的工作、工余甚至每月的收入,以及他的看法和思考。
我们虽然相距遥远,但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我们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从总的情况看,他走出去是对的,至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收入提高,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比我前进了许多。
他的下海只是我们身边众生相的一个普通写照,因为在他走的前前后后,很多之前在单身大院进进出出,曾经熟悉的脸孔都消失了,那些日子和年代,公司里的单身大院见面经常的话题就是问,你什么时候下海?准备去哪里?之类的话题。
走了的人,对留下来的人是种无形的压力,毕竟在这里混当时真是看不到出头之日,和收入的涨高,更无尽的是混沌和失落。
那些年代大学生和技术人员,流失的非常严重。
当然对于当时公司来说,在公司经营不佳的状况下,走与留对企业都无从轻重,因为当年进三百人能留下三分之一,对公司经营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毕竟第二年又会补充同样的新生力量,而当时企业经营也很困难,更谈不上大展了,所以默认了这种人员的迅流失,因为你的出走,企业并不觉得可惜了什么,这就是国企,这也折射了按个时代的社会,从大的层面加了人员的快流失。
多年后,自己也身处南方,接触更多南下一族的圈子里,多数的人的思想变化,基本和我们上面的相通。
个人如此,相同经历的人如此,环顾四周的人如此,社会中那个时代的人,又何尝不是如此,于是得出:那个时代穷则思变的人们,也都普遍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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