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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九章 代理宣传部长（第3页）

老者说如果收税太少，朝廷没钱不出饥兵的军饷，不出饥民的救济，饥兵饥民没有了活路才会造反引起大乱。

造反不是加税逼出来的，历代都没有明朝那样商税轻的，即便农业税也还是太轻，南方不过十分之一，北方二十分之一都不到。

元末张士诚占据江南一地，养战兵三十万，还有开河修城无数耗费。

还养大量贵人，土地被张士诚亲信大量兼并，这样征税治下农民都没有反。

陈友谅占据湖广江西，养兵过六十万，这样收税农民都没有反。

元末残破环境下，一方割据者都能维持那样的兵力，不可能现在明朝的人口土地维持的兵力还不如元末。

明朝现在这样的税负，都是经常拖欠，拖得久了官府往往一笔勾销，官场风气，严格征税，酷刑逼勒税收的会被舆论攻击成酷吏，名声扫地，以后被排挤弹劾，丧失政治前途。

纵容百姓逃税的会有宽大仁爱美名，被舆论称赞推荐。

有地方出现灾害就会减免税收，如果在灾区大量收税肯定会被弹劾成为众矢之的。

对方又疑问，如果农业税不重，为什么各地都有大量的人弃田卖田，不愿种田背井离乡。

老者说农业税不重，可是比起商税还是多得多，重田辛苦难以致富，商税极轻又更容易暴富，看到别人弃农从商暴富达当然会眼红。

张居正一条鞭法以后，丁税也计入田税，农业税比以前更重，商人税收更少，弃农从商者才会越来越多。

因此要增加农业税先要对商人征收重税，才不至于让更多人弃农。

对方说现在商税一年已经有三百多万两，还要怎么加重？万历时只征收矿税一项就搞得鸡飞狗跳，怨气冲天，再加重税就没有安宁的地方了。

老者大笑说三百多万是包括盐税再内，扣除盐税真实的商税不到一百万两。

何况三百万两也微不足道，自己就是商人，知道明朝商人豪富的内情，万历时于慎行记载“今都城如卖酱、屠沽有千万之资”

，就是屠夫卖酱卖酒的小商贩就有千万财富。

一个商人一次去松江买布就携带几十万两白银，山西平阳、潞安的商人没有几十万两银子的资本不敢说自己富，盐商海商家产百万的更多。

明朝一年三百万两银子的商税只怕还不如一个富商的家产多，一国还不如一人。

万历时收的矿税一年也就五十多万两，还不如两个布商去一次松江买布带的钱数，把这当所重税是井底之蛙。

对方说朝廷征税，经过下面的层层操作，怎么知道会不会放大十倍？老者说放大税负或许有，但是不会像对方说的这么夸张，历代都要收税，如果都是这样，那税收都像明朝这样少得可怜了，实际上根本不是。

明朝生员秀才可以公开指责非议县令，下级官员可以公开抨击上司，朝堂上言官也可以随时公开指责皇帝并印在邸报上，大街小巷都可以议论皇帝过失，清流舆论的威力让大小官员都害怕。

即便魏忠贤当政时，民间对他的抨击也从没断过，才有苏州百姓群情激愤，击杀缇骑，殴打巡抚。

历朝历代，包括西洋各国，舆论的威力都没有明朝近百年这样厉害，他曾和传教士交往，听他们说现在西洋各国下级不敢抨击上级，小民不敢议论官员贵族，领主盘剥佃农更是没有限度，有不少地方还把农夫看成领主的私产奴隶，随意打杀不受法律制裁。

各国收商税更穷凶极恶，传教士曾德昭告诉他，在欧洲穷旅客经过税关要遭受凶残的搜夺，随身推带的所有物品可能还抵不上索取的税，比较之下明朝的税关形同虚设。

欧洲这种情况都不担心造反，明朝增加一点税收就更不用担心了。

需要提心的反而是不能下决心多收税，没钱军饷使饥兵造反，没钱救济使灾民造反。

明朝的贪腐不会比其他朝代和欧洲各国严重，或许能说宋元是亡于贪腐，明朝如果亡，肯定是亡于税收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