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决定搞一个有点声势的乔迁仪式开始,糜海仓就开始考虑请谁来帮助自己操持这个事。
要物色的这个人选必须是在当地有影响、有名望、正面评价比较高的人士。
当然,党政军的官员是不合适的,自己不认识的人也不行,这毕竟家务事,不是个商业行为。
从得知老娘请人掐算出来的黄道吉日和钟震江请人算出的日子是同一天起,糜海仓就觉得钟震江是个合适人选。
有了这个想法,在征得老娘同意之后,糜海仓就明里暗里打听、了解钟震江,再加上买地买房这件大事,他心目中的司仪人选就这么定下来了,现在就看人家钟震江愿不愿意了。
腊月十八一早,糜海仓和儿子糜传家穿上棉袍和真丝长衫,带了顶缀了祖母绿翡翠的黑色真丝瓜皮帽,委托丁老板当中人,带上厚礼专程到钟府来请钟震江。
钟震江是参加了老糜家前一阵子举办的答谢宴会的,他自然知道糜家乔迁之禧的排场和嘉宾阵容必然会十分了得。
他客套地称自己不善言辞,怕辜负了主人的期望。
糜海仓父子当然是要反复请托的,最后双方都得到了满意的结果。
这钟震江进入角色倒是很快的,没等糜海仓提出要求,他就主动把大哥钟震海和三弟钟震川叫了过来,让他们动用钟家上下的所有人力和物件来协助自己帮糜家办好这乔迁之禧。
钟家老三兄弟中,老大钟震海是个花花公子,十几岁上就因调戏姨娘的丫鬟被老爷用铜头烟袋锅打破了脑袋,后来不敢在家里放肆,就往青楼里跑,渐渐地被常去青楼的狐朋狗友带到了烟馆里,从此就和这大烟结下了不解之缘。
年轻时娶过二个太太,都把人家打走了,现如今连个后人也没有。
倒是有一点,对烟土的判断是把好手,钟家的烟土生意由他经管着,只是这当家的老二钟震江绝不许他经手银子,就连他出去的花销,也只能先签单子,钟家的管家定期去结。
作为老大,他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当年老爷子把家业交给比自己小两岁的二弟钟震江时,他也没有表现出太大的不满。
这些年,钟震江给这一带吃喝玩乐的所有商户都逐一打了招呼,钟大公子无论到哪乐呵,一般只能签一个人的单,要是带着钟家自己的下人,最多可签二个人的,钟家结账时也按这么结。
这些年来,钟震海虽然办事不着五六,可也没捅出太大的乱子。
老三钟震川是钟老爷六十岁那年从成都带回来的一个富人家的丫头生的,比他那侄儿、老二钟震江的大儿子钟远进、二儿子钟远望还小些,只比三侄儿钟远山大两岁。
钟老爷六十大寿那年是甲午年,大清国和日本在黄海打了个大仗,最后清政府的北洋水师被完全打没了,清政府还要向小日本赔大量的银子。
因此,各种苛捐杂税铺天盖地地摊派下来,钟家也有些吃不消了。
为此,已经多年不出远门行商的钟老爷不得不亲自跑了趟成都。
谁知到了成都,这生意刚有些眉目,钟老爷就得下了大病,只好把生意全交给同行的二儿子钟震江打理,自己专心瞧病了。
在医馆住了一阵子,病是见好了,毕竟这年纪大了,身体虚的很,急着返回南乡县是万万不能的,只好在合作多年的粮油老板范老爷家住下来调养。
范老爷家原来也是靠收租子的农村地主家,后来两个儿子到城里读了书,再也不愿意回到乡下,就把乡下收的租子加工后拿到城里来卖。
这一卖不要紧,他们立即就尝到了经商的甜头,渐渐地把乡下的地都卖了出去,专心买卖粮油,不再去种粮油了。
由于是儿子读书才有的这见识,老范家就把这「耕读传家」作了自家的家训,一家上下,无论主仆都很仁义。
钟老爷住下后,范家老太太专门调了自己房里一个嘴甜腿勤手麻利的丫头小王姑娘来服侍钟老爷。
这钟老爷也是个极有教养的人,又是客居老友家中,自然对包括下人在内的范府所有人都很客气,对这丫头也是王姑娘王姑娘地叫着,从来没有对她吆五喝六的。
平日里,如果天气好了,钟老爷出去走动走动,这王姑娘也是搀扶着寸步不离。
慢慢地钟老爷不需要人扶了,她也会自觉不自觉地拉着钟老爷的手。
按照范家的惯例,下人们每月可告一天假,或回家或出去逛逛都是可以的。
那天王姑娘和范老太太告假出去买姑娘家的日常用品,中午没有回来。
等到吃饭时,钟老爷没见着王姑娘竟然饭都少吃了一半。
范老爷和范老太太突然生出个想法来,只是不能先和钟老爷讲,要先听听王姑娘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