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上司不喜欢我,他是个年轻人,二十六、七岁。
我可以看出在他眼中,我像只爬到面前乞怜、惹人厌的老癞皮狗,其实连我自己都厌恶自己。
但是我无法控制自己,我真想告诉他:年轻人,这是在监狱里过了大半辈子的结果。
在牢里,每个有权的人都变成你的主子,而你就成为主子身边的一条狗。
或许你也知道自己是一条狗,但是反正其他犯人也都是狗,似乎就没有什么差别了,然而在外面世界的差别可大了。
但我无法让这么年轻的人体会我的感受。
他是绝不会了解的,连我的假释官都无法了解我的感受。
我每周都要向假释官报到,他是个退伍军人,有把大红胡子,一箩筐的波兰人笑话,每周见我五分钟,每次说完波兰人笑话后,他就问:“雷德,没去酒吧鬼混吧?”
我答说没有,咱们便下周再见了。
还有收音机播的音乐。
我入狱前,大乐团演奏的爵士乐才刚刚开始流行,而现在每首歌仿佛都在谈性爱。
路上车子这么多,每次过街时,我都心惊肉跳,捏一把冷汗。
反正每件事都很奇怪,都令人害怕。
我开始想,是不是应该再干点坏事,好回到原本熟悉的地方去。
如果你是假释犯,几乎任何一点小错都可能把你再送进监牢。
我很不好意思这么说,但我的确开始想,要不要在超市偷点钱或顺手牵羊,然后就可以回到那个安静的地方,在那里,至少一天下来,你很清楚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
如果不是认识安迪的话,我很可能就这么做了,但一想到他花了那么大的工夫,多年来很有耐性地用个小石锤在水泥上敲敲打打,只是为了换取自由,我就不禁感到惭愧,于是便打消那个念头。
或是你也可以说,他想重获自由的理由比我丰富——他拥有一个新身份,他也有很多钱。
但是你也知道,这么说是不对的,因为他并不能确定新身份依然存在,如果他没有办法换个新身份,自然也拿不到那笔钱了。
不,他追求的单纯是那份自由。
如果我把得之不易的自由随便抛弃,那无疑是当着安迪的面,唾弃他辛辛苦苦换回来的一切。
于是我开始在休假时搭便车来到巴克斯登小镇,那是一九七七年四月初的事了。
初春的田野,雪刚刚开始融化,天气也刚暖和起来,棒球队北上展开新球季。
我每次去的时候,口袋中都带着一个罗盘。
我想起了安迪说的话:在巴克斯登镇北边有一大片牧草地,在牧草地的北边有一面石墙,石墙底部有一块石头,那块石头和缅因州的牧草地一点关系也没有,那是一块火山岩玻璃。
你会说,这还真是愚蠢的行为。
像巴克斯登这样的乡下地方,会有多少牧草地?五十?一百?说不定比这还要多。
即使我真的找到了,也不见得认得出来,因为我可能没有看到那块黑色的火山岩玻璃,或更可能的情况是,安迪把那块玻璃放进口袋里带走了。
所以我同意你的话,我这些举动还真是愚蠢行为,毫无疑问。
更何况对一个假释犯来说,这趟旅行无疑是一大冒险,因为不少牧草地上都竖着“不许践踏”
的牌子。
你要是误踏进去一步,很可能吃不了兜着走。
我真傻,但是花了二十七年的光阴在混凝土墙中敲敲打打,也同样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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