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我又开始做那个梦，和傅加蓝有关的梦。
在梦里我不断遇到傅加蓝，和他并肩走在去什么地方的路上，他离我近在咫尺，手臂轻松地摆动着，而我踏着惴惴不安的碎步，绞尽脑汁地想我要用什么办法，才能若无其事，浑然天成地靠近他，我想牵他的手，仅此而已，可即使在梦里，这也像是困难得根本无法想象的事。
那条路好像永远走不完，又像下一步就会踩到提示你止步的警戒线，我总是在某一个时间点上醒来——在那个我决心豁出去伸手牵住傅加蓝，无论遭遇什么都绝不放手的时间点。
窗帘上透出鱼肚白，远处原来绝早开门的点心铺叮叮当当的声音，洒水车慢慢驶过安静的街道，世间的烦嚣很快就要风起云涌地重来，除非世界灭亡，否则永存不败。
我凝视着天花板，细细回想着梦境里的每一个片段，那么久不见，甚至没有听到过他的声音，他的样子却丝毫没有在纷纷扰扰中淡化，他永远是我的春闺梦里人，永远是在操场上摆开双臂，向一千五百米男子校运会记录冲击的英俊男子，意气风发，高歌猛进。
上了半年班之后，有一天我上午请假出来，在银行里等着办一点事。
不过是早上九点四十五，人已经非常多，我坐在一群拿着棺材本前来理财的老太太中间，百无聊赖地看着一本劳伦斯布洛克的侦探小说，等待叫号。
这时候手机响起，是一个不认识的号码。
我工作上不需要联络太多外面的人，而不认识的号码打来的电话大多数除了浪费你的时间别无意义，所以我从来不接。
我按掉电话，过一会又打进来了，连续三次，我想哎呀妈呀这真是一个非常锲而不舍的保险推销员，
于是我接起来，然后发现是傅加蓝，他问我：“你在广州吗？”
我楞了一下，也许楞太久了，他说：“不好意思，我是傅加蓝，你是毛毛吗。”
其实他说第一个字的时候，我就已经听出来是他了，我只是有点不敢相信自己。
我旁边的老太太正和理财顾问火热讨论保本理财和买卖股票之间的区别，专业术语一用一个准，只是声音大得能叫醒装睡的人。
我拿着电话走到比较安静的地方，终于说：“是我。”
“你怎么有我号码的？”
“记得熊安洋吗，他刚刚考到南大读，他说你们一直都有联系。”
熊安洋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学霸级，年级永远考前三，奖学金的永恒获得者，如果采用学分制，他估计第二年就能直接毕业了，我们班的还有个女生叫刘思思，看心情而定在班级上排名三到三十八。
熊安洋是个胖子，敦实，厚重，眼睛灵活，脸色红润，学习好，也外向，一点不显得笨，在系里很受欢迎，刘思思则是驰名的宅女，单眼皮，三角脸，很少说话，八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什么班级活动社团都不参加，我们从来没把他们联想到一起过，结果大三的下半学期，开学第一件大事，就是刘思思跳楼。
从女寝室阳台上跳下来的，给下面的树丛挡了一下，没死，但胯骨骨折，做了好几次大手术，直接休学半年。
系里面有人八卦出来，说刘思思去对熊安洋表白了，熊安洋说了一声不，刘思思转身回去就跳了楼。
我想起这桩公案，情不自禁问了一句：“他现在怎么样？”
好像知道我会问这个一样，傅加蓝立刻说：“他跟刘思思结婚了，家安在刘思思的家乡徐州。”
顿了一下，他很谨慎地说“他现在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爱说话了，也很少笑。”
我心里咯噔一下，那些读书时的往事都像浪涛一样卷上来，熊安洋，刘思思，还有许许多多当时不知道珍惜，后来就再也没有联系的人。
为什么不爱说话了呢，为什么又不笑了呢。
是又一个在生活里挨了耳光和闷棍，却甚至不知道该去跟谁诉说冤屈的人吗？
我和傅加蓝在电话两头各自沉默了一下，我吸了一口气，怯生生地说：“你现在在哪儿呢？”
“我现在广州。”
我觉得我的呼吸都停了，但傅加蓝接着又说：“我毕业了，在上海工作，来广州出差。”
他问我：“我只待一天，晚上就走了，你有空吗？一起吃午饭吧。”
我们约了在天河城顶楼的稻香吃饭，天河城是广州的城市中心坐标，尽管是工作日，仍然有流水一般的人，熙熙攘攘来来去去，我站在正门前的柱子旁等傅加蓝，穿了刚刚去zara买的一条小黑裙子，还有刚刚去百丽买的一双尖头小高跟鞋，为了在makeupforevr的专柜让人家给我画个妆，我还忍痛买了一瓶现在根本用不着的粉底，小半个月的工资不见了，说不定到月底要跟爸妈要钱吃饭，裙子的标签惹得我后脖子痒痒，鞋子更是挑得匆忙，码数太小，细细碎碎的不适感，在周身流连不去，嘲笑我这样小题大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