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二人相识那会儿，还是上山下乡运动如火如荼的年代。
老王作为大学生，如大多数知识青年一样，去往全国各地插队，接受广大劳动人民的再教育。
而老王插队的白洋村就是师父道观的所在地。
和老王相比，师父的日子可就难过多了，每天不是在挨批斗，就是在挨批斗的路上，日子过的苦不堪言。
栖身的道观被抄了不下十几次。
里面但凡上了点年头的东西，在当年都属于讨伐的对象。
就连唯一一盏破马灯都被砸了个稀巴烂。
好在师父早几年算到有此一劫，把一大部分典籍和压箱底的家伙什提前都埋在了白洋淀深处的小涂上，才幸免于难。
可他自己就惨了，早上鸡未啼就要下地干活，两百来斤的麻袋扛在肩膀上往村里搬，来回不下几十趟，还要下河修坝，上山砍柴，不敢叫苦，也不敢叫累。
晚上住的是牛棚，吃的是馊饭，就这还不管饱，天能有一顿就了不得了。
虽说会辟谷，可到底也是肉体凡胎，十天半拉月还成，日子一久，就连牲口的麸糠都争着吃。
老王说，他第一眼见到师父时，还以为他是修长城的民夫呢。
干巴巴的一把老柴火似的骨头架子，不知是衣服上打着补丁，还是补丁拼成了一件短袍，脸上皮肤被晒的皲裂，胡子拉碴，污泥满面，本来不过四十多岁，可看着起码年过花甲，都没人形了。
我听得入迷，又问二人后来发生了什么。
老王是个爱说话的，和我刻板印象中，满口之乎者也的老学究全然不同，没有任何架子。
“嘿嘿，那会儿我天天干活都快累死了，那些人都疯了，红着眼珠子说话，我不乐意搭理他们·····”
老王点上了一根烟，又给我和师父散了。
缓缓吐了口烟圈，老王眼神深邃地望着吉普车车窗外，思绪仿佛被拉回了那个慷慨激昂，红旗漫卷，全民亢奋的年代。
老王是陕师范历史系的学生，据他自述，祖上在明朝还是个不小的官，算得上书香门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