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士人就是如此。
所谓“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林”
,当古代的知识分子受案牍之劳形、受朝堂之艰险、受宦海之沉浮、受宵小之倾轧而感觉受到待遇不公、受到制度禁锢、受到官场奴役、受到志向束缚的时候,他们释放自我的方法,往往不是逃避到山林隐逸而不问世事,不是投降给世道艰难而躲避退缩——他们总认为,遁入世外不是读书人的理想抱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在负重前行中锻炼出一颗豁达自在的隐士之心才是真正的人生自由。
所以,他们在任何困境里都努力自我调节,他们写诗、作画、弹琴、读书、品茶、赏花、雅聚、清谈……这些构成了他们快乐纵横的自由王国。
所以培养士人情怀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高尚的人文情结,在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得到不断升华的同时,也在激励和塑造着新的士人群体自身诞生成长,使这种特色独具的价值存在方式和思维方式不断地得到延伸,文化道德观念不断地得到完善。
儒家道德文化理念奠定了中国士人文化的丰富内涵,士人情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在不同的历史环境、历史事件中适时地、恰如其分地、淋漓尽致地弘扬了这种文化传统,渲染了这种文化气氛,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价值认知体系。
其内涵以及表现方式总是不能脱离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民族使命感、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境界和忧国忧民、忍辱负重、不计得失、为民请命的品格等这些传统的道德追求。
我研究过太史公的《报任安书》,而太史公在《报任安书》中将士人品德归纳为:智、仁、义、耻、德五个方面。
一是善于加强自我修养,智慧聚于一身的人;二是乐于助人,以仁爱为出发点的人;三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正当取予、以义为据的人;四是懂得耻辱,勇于奉献的人;五是品行端正的人。
称之为士人五品。
这便是士人情怀具体的道德人格内涵和显著的思想文化特征。
太史公所言“善于加强自我修养,智慧聚于一身的人”
,与君子理论强调的个人道德修养,如出一辙。
孔子所认为的君子,其本意就是有道德的人,在孔子的设计中,君子不是先天造就的,而是成为君子的人经过后天的努力实现的,其明显的特征之一是“加强自我修养和智慧聚于一身”
。
君子理论认为:君子最高的德行就是同别人一道行善。
司马迁所强调的“乐于助人,以仁爱为出发点的人”
,也正是这种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正当取予、以义为据的人”
。
君子理论认为,“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
。
也就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所强调的“懂得耻辱,勇于奉献的人”
。
在儒家看来,时政黑暗、社会无道的根本原因,在于从政者的人格卑污。
所以,孔子提出了道德性的君子论,以救时弊。
士人道德所强调的品行端正的人,也正是君子理论所期望的有道之士,都是在加强自身修养。
“吾日三省吾身”
“言必信,行必果”
。
并由此改善政治、治理国家。
只要这样的士君子与朝廷共同施行仁政,老百姓就会望风而靡随之而动,天下由此而治。
在中华文明的源头,士人情怀既是一种修身的气节,也是一种齐家的坐标,又是一种治国的境界,更是一种平天下向往。
如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看完了这些,赤璇犹豫良久,还是杨康提醒,他才点点头:“去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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