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下午一点十四分准时睡醒。
通常这是我轮岗的时间,但今天却显然不用了,而昨晚我能回想到的经历简直堪称噩梦。
我有种进了某姆莱的审讯室的感觉——
“您怎么想到这样的故事的?”
“海上无聊时想的。”
“您为什么那么爱引用东方的名言?”
“个人习惯。”
“您对于英法当前对我国的战争怎么看?”
“坐着看。”
“那您……”
那位记者先生不愧是新闻从业者,有那么一瞬间我真的想摊牌了。
他越问越兴奋,一边问还一边唰唰地记着什么,好在到了五点二十的时候,他苦寻不到的灵感终于来了,放我在一边,他开始奋笔疾书。
要是一般人,早就交代在那了,还好,我是一名潜艇……zzzzz
我的记忆出现了断片,卡顿在最后一个问题之前,就像第一次在飞机上喝洋酒一样,此时我的办公室里只有那张桌子、我睡的行军床,还有地板上堆成小山的废纸团。
至于那最后一个问题和记者先生本人,则不知所踪了。
我挺了挺睡得僵直的背,酸痛的肌肉在抗议坚硬的行军床木板。
打着哈欠出门,此时的总部走廊安静极了,不远处的邓尼茨的办公室也没任何声音传来。
我走过去想看看老邓办公室有人没,结果刚走到楼梯口,下面传来一声开门声,然后紧接着就是密集的脚步和交谈。
我和一群正要上楼的家伙撞个正着——
“奥拓!”
“普里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