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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堂笔谈（第2页）

古今雅俗，字体不一，各有所宜，用不得当，即可成为别字。

须先学得一般通用写法，以应实用，其俗字简笔，约定俗成者，亦应知悉，再加以文字学上的若干古字，随宜用入，以有书卷气为度，便不致误。

其三是正确的使用。

一个个的汉字，都精细的考虑，照着要说的意思排列下去，有如工女穿珠，要粒粒都有着落，变成整串的东西。

世俗敬惜字纸，希望文昌垂佑，盖出于科举时代之迷信，殊为可笑，今特对于祖国文字致其珍重之意，则固是合理的事也。

三国文

现代的知识青年关于国文至少要养成这两种能力，一能读懂普通的古书，二能写得出普通的国语文。

说到古书，中国的情形与西洋各国颇有不同。

西洋的文字是拼音的，三四百年前的书便写得很不一样，而且历史都不远，除希腊拉丁文外，简单的说一句，到了十四五世纪有价值的书才出现，现在早已有了翻译注释本，所以一般读者已无读古书之必要，只有专门学者这才直接去从古文书中探取他的资源。

中国则从周朝算起，亦已有三千年，虽然字体渐有改变，却是一直用汉字纪录，如今说起书来，差不多就都是古书，我们要想知道一点本国的历史，思想和文学，须得向这里边去寻求。

这一大堆的资料，二三千年来多少人的心力所积聚，说杂乱得难利用，好坏都有，也是实在的事，但总之有这一大堆活的资料可用是极难得的，在世间未有其比，除了特殊的若干古典之外，只须少少查考，大抵现代人都能读懂，至少也可通其大意。

假如将来文化发达，整理国故的事业努力下去，那些特殊的古典有如《尚书》内之《盘庚》等篇，都有精美的翻译对照本可看，其他古书都经过校订考证注释，一般入门及工具书也大略完备，读者随处得着帮助，利益自然更大，此刻现在可惜还未能如此，所以青年自己的努力最为重要。

上边说普通的古书，其范围也就只是一部分史书，儒家道家的几种主要著作，文学书类，择要阅读而已，只要对于汉字知道爱重，文字方面有一点基本知识，再加上有想知道本国事情及其传统的热心，用心读去，虽无明师亦易自通，并不是怎么困难的事。

至于写文章，目的在于传达自己的意思，自然不能使用古文，应当写国语文，那是不成问题的。

这个理由并不在于二者之是非而在于能否。

我曾说过，我们写文章是想将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表达出来的，能够将思想和感情多写出一分，文章的力量即加增一分，写出得愈多便愈好。

文字乃是一种工具，看那种适用便是好的，本来古文或语体都可以用，这里的问题是要看我们是否能用，那一种用的合适罢了。

我们在书房里念过十年以上经书的人，勉强写古文也还来得，可是要想像上边所说那样写出传达意思的文章，觉得力有未逮，梁任公的论说与林琴南的小说翻译，总要算是最好的了，我们是写不成，但同时也不能感觉满意，至少在现今有别的写法可用的时候。

那么用白话文么，这也未必尽然。

说写白话文，便当以白话为标准，而现在白话的标准却不一定，可以解作国语，也可以解作方言，不如说是国语，比较的有个准则，大抵可解释为可用汉字表示的通用白话。

他比起方言来或者有些弱点，但他有统一性，可以通行于全中国，正如汉字一样，我们并非看轻方言与拼音字，实在只是较看重国语与汉字，因为后者对于中国统一工作上更为有用。

倘若中国政治统一，文化发达，人人能读能写用汉字的国语文，此外更能使用拼音字的方言，那也是很好的事情，鄙人虽老且懒，自己未能再去练习，想写什么越语文学，但对于此现象也很高兴，那是无可疑的。

以上两节说的都有点旧式亦未可知，但是，所以说的旧式的原因如蒙读者所谅解，则话虽不时新而意不无可取，至少也总是诚实耳。

十三日。

四外国语

我觉得现代青年对于外国语的兴趣远不及老前辈的那么热烈深厚，这是很可惜的事。

所谓老前辈，当然不是鄙人这一辈的人，说的是前清同治光绪时代的人物，以年纪论，到了现在总该有八十上下了吧，他们虽然有大半世生在前朝，但其学术上的功绩留在民国的却很不少，如今且举二人为例，有如蔡元培与罗振玉。

他们的学业这里也不必细叙，大家大抵都已知道，我只想说说他们与外国语的关系。

据罗君《集蓼编》所说，光绪戊戌在上海设东文学社，以东文授诸科学，时中国学校无授东文者，入学者众，王国维氏即在其中，罗君时年已三十三矣。

蔡君传略中云，戊戌与友人合设一东文学社，学读和文书，是时年亦三十三岁，及丁未赴柏林，始学习德语，则年四十二。

这几位老先生有了相当的年纪，却是辛辛苦苦地要学外国语，是什么缘故呢。

在那时候，知识阶级中间有一种忧虑，怕中国要被外人瓜分，会得亡国灭种，想要找出一条救国的路来，这就是所谓新学，而要理解新学又非懂得外国语不可。

这亡国的忧虑与救国的方法在现今的人看来以为何如，那是别一问题，当时却是诚实的相信的，做新学八股的自然也并不是没有，但有些人总是切实的做去，在学习困难的时代努力去追求，这种精神是很可佩服的。

时光荏苒的过去，离开戊戌已有四十六年之久了，外国语的需要加添，学习的机会亦很多，如在中学须习外国语二种，大学又至少加一种，成为必修的功课，可是学习的兴致却反而减退了。

这仿佛有如看报，在五十年前，关心国事的人都觉得非通时务不可，而其唯一方法在于看《申报》，在东南水乡的人定得《申报》展转送到，大概已在半个月二十天之后，亲友好事者又争相借看，往往一两月前的报纸还是看得津津有味，到了近时，对于报纸的信仰也渐减退，固然还是人手一张，可是看报的意思已经与以前不同了。

这是时势变迁的关系，或者也是无可如何的事，但总之是可惜的，至少是关于外国语的问题，希望青年再加考虑，多分出一点力气来从事学习。

专靠从外国语去求得新学以救国，这个想法或者是太简单太旧一点了也未可知，但是为求知识起见必须多学外国语，这总是无疑的，大家即使未能十分积极的去做，在学校里必修的这一部分既然有学习的机会，总须得竭力的学，一面完了学校的功课，一面也于自己大有利益。

我曾经说过：“我的杂学原来不足为法，有老朋友曾批评说这是横通，但是我想劝现代的青年朋友，有机会多学点外国文，我相信这当是有益无损的。

俗语云，开一头门，多一路风。

这本来是劝人谨慎的话，如今借了来说，学一种外国语有如多开一面门窗，可以放进风日，也可以眺望景色，别的不说，总也是很有意思的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