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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之外（第4页）

又或以己所知，照视世间种种言说行事，显然多是歪曲误谬，有如持灯照暗陬，灯光所及，遂尔破暗，则匡谬正俗实为当然之结果，虽不好辩，亦岂可得。

鄙人于积极的著书立言之事犹病未能，唯平日鉴于乌烟瘴气充塞中国，深觉气闷，读吾乡王仲任遗书，对于他的疾虚妄的精神非常佩服，仿佛找着了一条道路，向着这方面如能走到一步是一步，虽然原是蜗牛上竹竿，不知道能够进得多少，但既是想这样做，则纵欲学为多点头少说话，南辕而北辙，殆不可能矣。

以上很啰苏的说明了我写文章的态度，第一，完全不算是文学家，第二，写文章是有所为的。

这样，便与当初写《自己的园地》时的意见很有不同了，因为那时说我们自己的园地是文艺，又说，弄文艺如种蔷薇地丁，花固然美，亦未尝于人无益。

现在的希望却是在有益于人，而花未尝不美。

这恐怕是文人习气之留遗亦未可知，不过只顾实益而离美渐远，结果也将使人厌倦，与无聊的道学书相去不过五十步，无论什么苦心都等于白费了。

我的理想是颜之推的《家训》，但是这怎能企及，明知是妄念，也是取法乎上的意思，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而已。

这部《颜氏家训》所表示出来的，理性通达，感情温厚，气象冲和，文词渊雅，可以说是这类著作之极致，后世惜少有知者，唯赵瞰江以老年独为之注，其见识不可及，亦为鄙人所心折者也。

我自前清甲辰执笔学写文章，于今已满四十年，所用名号亦已屡经变换。

在民国以前大抵多署独应，仲密，民六以后，在《新青年》等杂志报章上写关于文学的文章，则署真姓名，《语丝》《骆驼草》上用岂明及变化写法，近改号知堂，药堂，亦已有十许年之久矣。

现在又想改换，逐渐变化，以至隐姓埋名，而文章要写还是写，希望读者为文而读，不因作者而有赞否的分别。

其次，既愿立在文坛之外，名无一定，也可以免于被视为友或敌，多生麻烦。

贩卖百物，都标榜字号，自明信实，唯有米店煤栈，不必如此，而人自信之，若水与火，昔无卖处，所需尤切。

写文章者岂敢如此自期许，却亦不可无此做起讲之意耳。

书架上有一册书，卷内称“秋影园诗”

，而首叶题曰“无名氏诗”

，似是康熙中刻本，序文亦题作“无名氏诗自序”

，其中有云：

“无名氏非逃名者也，见世之好名者多，凡可以求名者无不为，而特少异于人焉耳。

夫名何可求，求则争矣，争则嫉忌嗤笑谄傲附和非毁无不有矣，彼如是以争之，以为得名也，而终于无名。

夫名者实之宾也，有其实矣，未有终无名者。

—然天下尽争名之人，所见者甚狭小，胜于己则嫉之忌之，不若己则嗤之笑之，贵于己则谄之，卑于己则傲之，同于己则附和之，异于己则非毁之，彼之争名者仅如是而已，而又未尝实能致力于诗，彼以为得名也，而终至无名矣。

今无名氏不以名著，令彼争名者读其诗，以无名氏为古人可也，以无名氏为今人亦可也，既无名之可争，尽忘其人己之见，而出其大公无我之心以品题之，安见四海之大，百年之久，岂无真知无名氏之诗者，不忍其名之淹，为之搜其姓氏世里而传之耶。”

秋影园主人到底仍是诗人，虽是自称无名氏，题叶右首有白文印曰任呼牛马，却终是名心未化，故自序末尾那么的说，但大意很不错，我这里借来颇可应用。

我写的不是诗，普通称作随笔，据我自己想也就只是从前白话报的那种论文，因为年代不同，文笔与意见当然有些殊异，但是同在启蒙运动的空气中则是毫无疑义的，所以百年之久那么远的期待盖不可能，也不要品题或赏识，所希望者只是于人不是全然无用而已。

人在文坛之外，自然名亦可免列于文籍之中，所以我说是可幸的事，假如这名又变换不一定，那么当然更有好处，至少可以使得读者忘其人己之见，只要所说的话因此能多有一分效力，作者就十分满足，无论什么假名无名都是可以的。

这个态度大概有点像以前的幕友，替人家做奏疏拟条陈，只求见诸施行，于民间有利，自己并不想居功或是得名，鄙人固然没有学过申韩，但此意却亦有之，假如想得出什么有利于民国的意思，就是给人借刻也是愿意，可惜目下尚无此希望，偶有零星小文，还只可自怡悦，故亦仍且随时自具花名耳。

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五日，东郭十堂记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