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途中比去时自由了许多，可以单独到其他地方转转、玩玩。
我基本上是和田长兵一起走的，如此彼此也能有个照应。
他与我同岁，却极为贪玩。
到了广州，他说要去动物园，我们便一同前往；到了上海，他又嚷着要去动物园，我提议去看看二十四层大楼，于是我们便只去了南京路和外滩公园。
来到二十四层大楼那儿一瞧，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们并未上到顶层，只是在外面观望了一番。
当时，我们只知上海有个二十四层大楼，是全国最高的楼层，感觉看了便是一种荣耀，可真正见到之后，才发觉也不过如此。
途经南京的时候，我和田长兵在西头甄成芬姑姑家留宿了一宿。
为何在此停留一晚呢？只因父亲托她为我买了一块钟山表。
在那个时候，一个生产队里都没几个人有手表，戴手表可是干部和有工作之人的标志，普通老百姓哪能有手表呢？成芬的丈夫姓吴，在南京某企业担任管理层干部。
春节时他到我家拜年，父亲告诉他我入了党，又去海南岛搞水稻制种，便想请他在南京帮忙买块表。
那时买手表需找关系，三十元一块的钟山表，这可是父亲不吃不喝两个月的劳动所得啊。
父亲还让迎男姐写信告诉我，让我回来的时候到那儿去，除了拿手表，还要给他们三十斤全国通用粮票，那时候粮票每斤也能值一角五分钱，而且有时候有钱也买不到粮票呢。
成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