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公社前往育种的共二十八人，除了公社的宫主任，其他人都是农民身份，大多是大队的农业技术员。
我们河口大队的农技员是田庄队的田长兵，他和我同龄，也是初中同学。
他父亲和当时的大队书记宫礼宽关系甚笃，所以他没继续读高中，而是在大队担任农技员。
要是他上了高中，两年后毕业回乡，还不一定能有农技员这个职位呢。
在那个时候，大队农技员虽不算干部，但能脱产指导全大队的农作物栽培技术等相关农技工作，是比一般大队干部还稳固的、不需要参加劳动的技术干部，每年还能拿到和大队强劳动力同等的工分补助。
我和他同吃同住半年多，发现他确实挺精明的。
不过我对他很有好感，因为从集中那天开始，一直到育种结束返回，他都特别热心地帮助我，让我少了许多麻烦。
此外，还有方知堂、桂宝生两人，1975年就和我一起担任公社团委委员，如今都是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在这个临时组织里，除了宫主任，就数他们身份地位高些。
高中部的同学也有两个，丰收大队的郑干书和沟南大队的万道久，大家毕业一年后又聚在一起，相处起来自然比别人更融洽。
不过，相聚的人绝大多数都在三十岁以下，只有东方大队的冯威志年龄较大，和我父母差不多，他不是去学制种技术的，而是担任炊事员。
由于都是年轻人，大家很快就相识相知了。
我们这一路的行程安排是统一的，有专人负责打前站。
每个人只需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其他跟着队伍走就行。
我以前在家从不操心个人琐事，虽然当时全社会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但我一直依赖父母，从未为吃穿等生存问题发愁，过着低水平的衣食无忧生活。
现在独自在外，真的很不适应，经常丢三落四，多亏有几个熟人和朋友照应，不然就狼狈不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