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她们的身世，只知道其中一个是同丈夫大吵了一架，毒死了丈夫以后才自己上吊的。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
我路经这两棵树的时候，就像路经其他的某一棵树，某一根草，某一块石子，不会太在意它们。
我不会想到，正是它们潜藏在日子深处的它们，隐含着无可占测的可能，叶子和枝杆都在蓄聚着危险，将在预定的时刻轰隆爆发，判决了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的命运。
我有时候想，树与树是很不一样的，就像人与人很不一样。
希特勒也是一个人。
如果一个外星人来读解他，根据他的五官、四肢、直立行走以及经常对同类发出一些有规律的声音，外星人翻翻他们可能有的辞典，会把他定义为人。
这没有错。
出土的汉简《楚辞》是一本书。
如果一个不懂中文的希伯来学者来读解它，根据它的字形、书写工具以及出土现场，希伯来人可能以足够的聪明和博识，断定这是中文。
这同样没有错。
但这些“没有错”
有多大的意义？
就像我们说枫鬼是一棵树，一棵枫树，这种正确有多大意义？
一棵树没有人的意志和自由，但在生活复杂的因果网络里，它常常悄然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一棵树与另一棵树的差别，有时候就像希特勒与甘地的差别，就像《楚辞》和电动剃须刀说明书的区别，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我们即便熟读了车载斗量的植物学，面对任何一棵不显眼的树，我们的认识还只是刚刚开始。
两棵枫树最终消失于一九七二年初夏，当时我不在村里。
我回来的时候，远远没有看见树冠，顿时觉得前景的轮廓有点不对，差点以为自己走错了路。
进村后发现房屋敞露多了，明亮多了，白花花的一片有些刺眼。
原来是树荫没有了。
我见到遍地脂汁味浓烈的木渣木屑，成堆的枝叶夹着鸟巢和蛛网也无人搬回家去当柴禾，泥土翻浮成浪，暗示出前不久一场倒树的恶战。
我嗅到一种类似辣椒的气味，但不知道来自哪里。
双脚踩出枝叶嚓嚓嚓，是催人苍老的声音。
树是公社下令砍的，据说是给新建的公社礼堂打排椅，也是为了破除枫鬼的迷信。
当时谁都不愿意下锄，不愿意掌锯，没有办法，公社干部最后只得勒令一个受管制的地主来干，又加上两个困难户，许诺给他们免除十块钱的债，才迫使他们犹犹豫豫地动手。
我后来在公社看见了那一排排新崭崭的枫木排椅，承受过党员会、计划生育会、管水或养猪的会等等，留下一些污污的脚印，还有聚餐留下的油汤。
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附近的几十个村寨都开始流行一种瘙痒症，男男女女的患者见面时也总是欲哭欲笑地浑身乱抓，搅动过的衣袄糟糟不整，有的人忍不住背靠着墙角做上下或左右的运动，或者一边谈着县里来的指示一边把手伸到裤子里去。
他们吃过郎中的药，都不见效。
据说县里来的医疗队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很觉得奇怪。
有一种流言，说这是发“枫癣”
，就是马桥的枫鬼闹的——它们要乱掉人们一本正经的样子，报复砍伐它的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