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还算好，他虽然紧张得有点结巴，基本上按照背熟的稿子讲下来，从历史到现实，从个人到社会，运用了“本质与现象”
之类的哲学，既讲了自己的优秀事迹，又颂扬了社会主义。
他十八扯不是太厉害，在我事先一再警告下，总算没有讲出给国民党当挑夫以及吃过美国面粉之类的蠢话。
他顶多是批判修正主义哲学时加一点即兴，说修正主义确实坏，不但要谋害毛主席，还害得我们现在来开会，耽误生产。
这虽然没有抓住要害，却也符合主题。
我和他三天时间的背诵排练，总算没有白费工夫。
他后来被公社里指名，到其他公社去讲过几回。
那以后，我调到县文化馆写剧本，就与他接触不多了。
只听说他有次从外面出哲学工回来，在路上遭一条疯狗袭击，腿上被咬了一口，没有及时诊治，卧床半年多。
再后来，就散发（参见词条“散发”
）了。
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额上贴着膏药，瘦得只见两只眼睛眨巴眨巴，在田边看住一头牛。
一只金黄色的蝴蝶叮在牛背上。
问起他的病，他睁大眼睛说：“你说怪不怪，狗从不咬我的，只咬现地方。”
这话听来有些别扭。
他撩起一只脚给我看。
他的意思是，这条脚上有一块疤，以前镰刀割在这里，摔跤碰破这里，到头来狗也咬在这里。
他对这种重复受伤百思不得其解。
“快好了吧？”
“何事好得了？”
“打了针吧？”
“天下郎中者只治病，治不了命。”
“你老人家要有信心，会好的。”
“好有什么好？还不又要去出牛马力？打禾，挖山，有什么好事？还不如我现在看看牛。”
“你还不想好呵？”
“不好又有什么好？一步路都走得痛，茅厕都蹲不得。”
他什么话都可以说得顺溜。
他手里拿着一个粉红色的小收音机，大概是他干儿子将军最近捎给他的，在乡下人看来十分稀罕。
“这是个好家伙，”
他是指收音机，“一天到晚讲个不停，唱个不停，不晓得哪里这么足的劲势。”
他把收音机拿到我的耳边。
我听不太清楚，声音太小，大概是电池不够用了。
“北京下不下雨，我每天都晓得。”
他笑着说。
我后来才知道，此时的他已病入膏肓，自己把寿鞋一类都放在床头了，怕到时候来不及穿。
但他还平静如常地起床放了几天牛，给牛栏换了一轮新草，搓了两根牛绳，还笑着同我说起了北京的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