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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孑民（第2页）

这两部分，便成功了。

他于旧人旧科目之外，加添新的人和新的科目，于是经史子集之外，有了戏曲和小说，章太炎的弟子黄季刚，洪宪的刘申叔，复辟的辜鸿铭之外，加添了陈独秀，胡适之，刘半农一班人，英文之外也加添法文，德文和俄文了。

古今中外，都是要的，不管好歹让他自由竞争，这似乎也不很妥当，但是在那个环境，非如此说法，“今”

与“外”

这两种便无法存身，当作策略来说，也是必要的。

但在蔡孑民本人，这到底是一种策略呢，还是由衷之言，也还是不知道，不过在事实上是奏了效，所以就事论事，这古今中外的主张在当时说是合时宜的了。

但是，他的成功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学校里边先表示不满，新的一边还没有表示讨嫌旧的意思，旧的方面却首先表示出来了。

最初是造谣言，因为北大最初开讲元曲，便说在教室里唱起戏文来了，又因提倡白话的缘故，说用《金瓶梅》当教科书，这当然完全是谣言。

其次是旧教员在教室中谩骂，别的人还隐藏一点，黄季刚最大胆，往往昌言不讳。

他骂一般新的教员附和蔡孑民，说他们“曲学阿世”

，所以后来滑稽的人便绰号蔡孑民叫“世”

，如去校长室一趟，自称去“阿世”

去。

知道这名称而且常常使用的，有马幼渔刘半农诸人，鲁迅也是其中之一，往往见诸书简中，成为一个典故。

报纸上也有反响，上海研究系的《时事新报》开始攻击，北京安福系的《公言报》更是猛攻，后来由林琴南来出头，写公开信给蔡孑民，说学校里提倡非孝，要求斥逐陈胡等人。

蔡答信说，《新青年》并未非孝，即使主张也是私人的意见，只要在大学里不来宣传，无法干涉。

两面相持不下，林氏老羞成怒，大有借当时实力派徐树铮的势力来加干涉之势。

在这时期“五四”

风潮勃发，政府忙于应付大事，学校的新旧的冲突总算幸而免了。

蔡孑民后来又做过大学院院长，没有做出什么事来，他的成绩要算在北京大学为最大了。

但是，我重复的说，他的古今中外的主张，只有在那时适用，也最著成效，但即此一节，也就够了。

他是国民党中的一个异己分子，在抗战期间也没有到重庆去，是一九四〇年在香港九龙去世的。

他是我们的前辈，但并不摆架子，也很有风趣，曾作打油见和，末云：“乐事追怀非苦语，容吾一样吃甜茶。”

其时已年七十，可见兴致还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