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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伯而天子下替，有党而公论下移。
故伯之与党，治世之所谓害也。
然夏之昆吾，商之彭、韦，周之齐、晋，终以救三代之崩亡，汉之李、杜，唐之裴、李，元佑之洛、蜀，万历之东林，终以存士民之纲纪。
伯竭其力，党竭其死，仅与天下争，而匪人者恒起而败之，故君子恶之深焉。
暴秦不欲天下之有伯，乃重削子弟大臣之权而独操之，是以匹夫称兵而天子束手，则是以操之者散之也。
元不欲使臣下之有党，乃任文法，斥议论，废台谏以束之，是以百官互蔽，而天下蒙毒，则是以束之者弛之也。
孟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
然则亢桓、文而敌之以败其事者，君子之所恶，审矣。
君子之以奖伯而伸党人也，治衰世之大义也，岂但其势然乎哉！
三
幸人之陷于恶，以为之名而制之，小人以之间君子，小人之恒也。
幸小人之稔于恶，以操其憝而利所欲，则君子行而小人心矣。
且夫所恶于夷狄者，唯其嗜利灭义，安忍贼仁，禽行兽斗，而不知君父耳。
故夫夷狄之未若此也，君子犹将恶之，为其足以为此而不难也。
乃既已成于大憝矣，则君子之怵惕奋怒，思以伸天之所必讨，岂曰壅恶已盈而利在我哉！
《春秋》书楚商臣之弑君，与蔡般之弑，固无异词，无异治也。
斯以为仁之诚，义之充，恃君子之道以正天下，而无有幸也。
恃我之仁，而不恃彼之贼仁；恃我之义，而不恃彼之灭义。
仁之诚，义之充，则夫贼仁灭义之介乎前，如大川之受秽，疾流而去之，无所留也。
如利刃之加物，悉割而剸之，不有择而听其自坏也。
知弑父与君之为大憝，痛心疾首，而忍以为幸也乎？
西北之谋臣不知此义，幸俺答父子祖孙之淫lua，以持其长短，而窃以自安，乐道其丑而惟恐不然。
以此谋国，不亡胡待焉？故不知《春秋》之义，虽以救败亡而不给，况其大焉者乎！
四
天下无恒治人，无恒乱人，时乎乱者，斯乱之所归也。
故君子无恒予人，无恒夺人。
乱则夺之，夺其成乎乱也。
将欲夺之，则必详之，详其所为乱既已彰著，而后夺之，以斥而不复予。
是以《春秋》始详楚，晋文以前，乱在楚也。
当文公之代，尤详秦，晋襄以来，乱在秦也。
方是时，王室苟安；齐、宋苟睦；楚内溃而力不及中国，陈、郑、蔡、许苟免。
收西周之故地，西吞戎，南结楚，以败晋之伯而觊争中国者，秦而已矣。
晋襄在位十有三年，而秦、晋之兵争也八，《春秋》举之无遗词，乃以使秦之为乱人，昭著而无所掩。
于是而爵晋侯以大之，狄秦以摈之。
河曲以后，秦之所有事者不数见于《春秋》，置之于裔夷而弗与治矣。
秦非恒乱人也。
溃晋以溃天下，欲虽未逞，而志已极也。
故治乱者因时，惩乱者因治；拨乱世反之正，弗操一恒好恶以有所固必。
君子之义，所以周流而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