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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后记一 关于卢旺达（第5页）

——他知道藏匿武器的地点，愿意提供地点和更多情报，要求是“联合国帮助他和家人安全地出走海外，并提供保护”

。

请注意，当时是1994年1月，距离真正的屠杀发生，至少还有三个月。

1.达莱尔欢欣鼓舞，马上向联合国打报告，请求先把武器收缴了。

结果大家也知道了，联合国回复说超出授权，不允许。

2.达莱尔又做了数次努力，反复争取，都被拒绝了。

他手下的联卢分散在基加利各处，相互之间被路障隔绝。

十名比利时维和士兵被杀后，他尤其担心其他士兵的安全。

食品维持不到两周，有些营地的水只够两天的，燃料、弹药、药品都不足。

3.但是达莱尔还是坚持不撤离。

他觉得，只要提供增援，自己一定能阻止屠杀。

他三度接到联合国官员的指示，要求拟定撤离方案，他都拒绝执行。

其中一次，甚至是加利（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打来的。

4.比利时撤军之后，达莱尔几乎是绝望的，因为联卢实力大减，但他还是坚持在自己的营地保护着约3万名平民。

但紧接着，更绝望的事发生了。

比利时维和部队走后十多天，安理会通过一项新决议，要求撤回大部分联合国维和人员，仅留下一支270人组成的象征性部队。

从2500余人，到走了比利时人，再到只剩270人，还是四处分散的，后勤不足，食品和水短缺，弹药所剩无几，没有增援。

不能硬拼，毕竟已经死了十个士兵了，身为司令，他要对士兵的安全负责。

所以，整件事达莱尔应该负责任吗？我觉得他已经很努力了。

但偏偏屠杀结束，他是那个“几次试图自杀，至今要靠药物才能入眠和保持情绪稳定”

的人。

想来想去，大概是因为，屠杀发生在他眼前，每一天持续着，现场刺激太恐怖，超过了他的忍受极限。

不想指责那些开会和做决议的政客太过冷漠，他们也有自己的考量。

我想，如果把他们拉到现场，让他们亲眼看到发生了什么，他们也会尖叫、痛哭、拼命阻止。

但当他们远在万里之外，吹着空调，喝着咖啡，开着会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计较费用、是否符合本国利益、是否合算、能不能少花点钱。

之前提过的那1700人，有部分是国外的军官帮忙训练的。

一位亲眼看到屠杀惨状的法国军官号啕大哭，不敢相信“自己亲手调教的士兵居然犯下如此罪恶的行径”

。

因为达莱尔，我又去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注意到有一位魏特琳女士，中国人可能很熟悉。

南京大屠杀中，她曾经致力于保护中国难民。

但很少有人知道后续——回国之后，她因为对人性的失望和精神极度抑郁，开煤气自杀身亡。

那些亲手犯下累累罪行的人，好多还信口雌黄，拒不认罪；这些善良的人，却相继失去生命和正常的生活，我觉得特别不公平。

【五】所以想写一个关于保护区的故事，但不想俗套地去歌颂、赞扬，描述他们怎么努力，怎么斗智斗勇。

我在想，如果有一个姑娘，在保护区时还很年轻，迫于种种压力，犯下了自己不能释怀的错，那么一切结束之后，她还会有勇气继续吗？会弥补吗？如何去弥补呢？

于是有了这篇文，《四月间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