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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2页）

詹国秀也已经给学校和居委会送交了她亲笔书写的保证书。

她保证“在明年的初中毕业之后，立刻奔赴农村。

因为我，作为毛泽东时代的革命青年，迫切地希望到农村那个广阔天地去改造思想炼红心”

。

詹国滨被找回家的时候，母亲给他特意做了一碗红烧带鱼，这是詹国滨特别爱吃却又是武汉市特别难以买到同时又很昂贵的海鱼。

詹国滨警惕地问：“你们有什么事吧?”

詹国滨已经在社会上混得很有经验了。

他的父亲，一位业务精湛的老校对员，似乎有点怕儿子，不过还是鼓起勇气，把詹国滨从来没有清晰知道过的家庭问题，一一摆在了他的面前：他们的父亲早年患过黄疸型肝炎，一直都没有力气做家务重活。

他们的母亲有肾病，长期贫血和腰疼。

这几年来，詹国滨几乎都在外面闹革命，家里买米买煤疏通管道修理桌椅等所有的事情，都是詹国邦在承担，这个家里已经离不开他。

更加上詹国邦这小子远远没有哥哥的政治觉悟和社会责任感，就知道调皮打群架，拉帮结伙在街巷玩耍，到处招惹女孩子，如果脱离了父母的严格管教，那将来的结果很可能不是坐牢就是杀头。

现在家中的情形就是这样没有办法。

对于父母来说，三个孩子他们都喜欢，正如俗话说的手心手背都是肉。

如果詹国邦留城，詹国滨和詹国秀则都必须下放农村。

如果詹国滨现在就主动申请下放，那么詹国邦肯定就得以留城。

带鱼卡在喉咙里吃不下去了，詹国滨放下筷子，坐在那里发窘。

发窘的感觉很不好受。

“好!”

他说，“我下放就是!”

他干笑了两声，说，“反正我也呆腻了!”

就这么一下子，詹国滨把自己推上了没有选择的选择。

话出口的一瞬间，一个巨大的凄凉寒透了他的心。

反而，他的脑筋开窍了。

他想：自己这么年轻已经有了一定的政治资本，如果他在已经获得留城的情况之下还主动要求下放，那么很可能会获得更大的政治资本。

通过他这几年在社会上闹革命，他已经知道一个人的政治资本是最有用的。

詹国滨自己悟出了这个道理，思想一通，行动就配合上来了。

他的下放请战书写得特别积极特别狂热，以至于鲁火种看了以后都忍不住提出了商榷，说是否需要掩饰一点虚假和收敛一点夸张以达到更好效果。

詹国滨表面答应说好，结果还是一字不改地送交到革命委员会。

因为詹国滨还是詹国滨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