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却莫名想到了曾共坐长江江畔茶摊的那一晚。
犹记得她像小鹿一般活灵活现的眼，还有在北固山头上问我，“你有没有听过风的声音？”
的场景。
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我想我只是一时接受不了。
我郑重的对自己说，她理所应当拥有一个全新的，很好又很平顺的人生。
所以当听她问我觉得“他”
怎么样时，我说：“看起来不错，应该很照顾你罢。”
我没有抬头，但能感受到她的余光正看向我。
她沉默了许久，才说：“他不嫌弃我是个傻子。”
婚礼那天，其实我是很高兴的，整场下来我脸都要笑僵了。
周围人都在跟她说：“韶华，看你哥哥都开心成什么样了？”
常夫人因身体不好，所以缺席，我便只能充当她的娘家人。
我很难得的醉了，仿佛彻底松懈下来，这一觉一睡就睡了许久。
第二日到她的新家吃饭，里里外外都是她丈夫在操持，我重又打量了他几眼。
老实说他的条件很不错，家庭人口也十分简单。
只有一个外交上如鱼得水且无子的亲伯伯。
韶华嫁过去，上无需伺候公婆，下没有姑嫂相对。
他人也算勤奋，采访写稿都很拿得出手。
虽然现在还在基层，假以时日，不愁不能当主编。
我有些欣慰的举起酒杯来祝福新人，谁料他却先举起酒杯来要敬一敬我这个大哥，他示意韶华一起聚杯。
我听到她说：“谢大哥的照顾。”
她梳起了头发，不再将两条长辫子放下来，那朵菖蒲的绒花她还戴着。
那花是白中黄蕊的，在这样的红事上显得格外不合时宜。
虽然他们准备以后再拍结婚纪念照，但我仍寻了一个机会，对她说：“还是换一朵花戴罢。”
她仍灼灼的看着我，像之前很多次那样。
只是这一次，她没说话。
此后，我再没有听到过她的声音。
1937年，我因特别公干去往日本。
当时与我相熟的一位银行经理连忙把我拉到偏僻处，对我说：“你现在还来日本做什么？你赶紧回去，就要打仗了。
你要不快些回去，恐怕就要留下当俘虏了。”
我心里一惊，突然便想到35年中美平准基金落定前期，日本对新法币的极力打击。
军部更公然叫嚣中国币制改革是对日本的“公开挑战”
，日本将要被迫采取报复行动。
（注）
竟是要打仗了。
我终于在开战之前迅速回到上海，路上行人都忙忙碌碌的，拖家带口的要往租界里挤。
我一看如此情形，连办公室都未回，连忙开车去往韶华位于公共租界的新家。
入目只见人去楼空，只有房东太太招呼人进来搬家电，说：“要打仗了，赶紧收拾东西进租界去，值点钱的全搬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