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来临，我依然漂泊各处，做着维持汇率稳定的工作。
后期又跟着一位冀先生辗转于重庆和南京，进行有关经济的秘密工作。
我在1945年前往香港之前，又回到了韶华在镇江的家中。
常夫人将这些信保存的很好，她用一个很大的相册。
我在里面看到了那个由我编造的幸福生活，还有几张蓝晒的照片，是我让人影印合成的。
（注）
其实仔细看，还有些不和谐，也不知常夫人是否起疑。
我将那个相册随身携带。
1949年的夏天，在电台播完《客途秋恨》曲后，插播了一条有关局势的最新新闻：上海苏州河南岸已经解放。
彼时，我正透过西营盘家中的藻绿色百叶门看向外面灰白色的海面。
楼下中药铺的小学徒正仰头大叫，请我下去听电话。
我沿着唐楼窄而长的木楼梯匆匆下去。
电话那边是同事，他因刚从大陆过来，消息自然更快一些。
果不其然，第二天，《星岛日报》即刊登有关上海战事结束的消息。
接下来几个月，飞一般发生了许多事。
可即便飞的再快，也终有落地的一天。
或许是对局势的变化早有预料，为了方便沟通，我家中已装上自拨电话机。
这种电话机自1930年起开始招揽用户，多出现在店铺中。
盖因一年百多数的电话费用，一般家庭未能负担。
虽不必再叨扰楼下中药铺，我还是在中秋节时送上了文华馆的金腿肉月饼以示对往日关照的感谢。
新电话机接到的第一通电话来自于同事。
随后没多久，我就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两个尾随的人。
有赖同事的额外嘱托，我提早预备，就此开始配枪。
尾随之人有时是专业的，有时没那么专业。
还操着一口有明显口音的方言，游荡在我家附近。
对于曾在重庆工作过的我来说，能明显察觉出，这是明显已露的败象。
香港就有他们的站点，跟踪是他们的老把戏。
我想起曾经听审过的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