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做的，就是学会离别，不再伤感。
可是，张曼还是忍不住伤感。
她躺在狭窄的硬木板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在想象牢头的两种人生，第一种是到监狱度过几年甚至十几年的铁窗生活，等出来时都已年逾六十，只剩下满目疮痍的物是人非；第二种是回到家中与亲人团聚，重获人生的自由舒展，学会珍惜当下的幸福。
现在，她特别希望牢头过的是第二种人生。
她已经回到家中，吃上家人为她特意准备的丰盛饭菜，饭桌上每个人都极力压制住内心的激动，宛如在吃一顿平常不过的晚餐，享受着一份朴素幸福的团聚。
不过，或好或坏，王娜和牢头都已有这次人生变故的明确答案。
而张曼自己，还是在面对无尽的漫漫黑夜，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也没有准确的答案。
想到这里，张曼从为牢头伤感变成为自己伤感。
周一的“律师、审讯、回家”
三连暴击，让她这几天一直蔫头耷耳，没有缓过劲儿。
她在心里默默计算日期，离第37天又近了一天，可是自己的事情，看上去还是没有任何变化。
在这种煎熬中，她神经质地一遍遍回顾警察的审讯、搜查等各个环节，揣测自己是不是哪个地方做错了。
每一遍回顾，她都在吹毛求疵地找错误，“我当时不应该这样说，我应该这样说；我当时不应该这样做，我应该这样做……”
在一次次的“复盘”
中，她已经把紧绷的神经压榨到极限，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嘣”
一声断掉。
只是，她自己还浑然不觉罢了。
第二天早晨，张曼挣扎着从硬木板上爬起来，走路时感觉双脚像踩到棉花上一样。
她努力维持住身体平衡，正常的整理木板、洗漱打饭，终于把早饭时间熬过去，到了上午坐板儿的时间。
额头滚烫，全身发冷，她发烧了。
她坐在硬木板上，两眼呆视前方，身体不听使换地打着冷颤。
她还是忍着不说话，不寻求帮助，要继续熬下去。
站在墙角巡逻的狱友发现到她的异常，把她的情况报告给新牢头。
新牢头过来看她一眼，嘟囔了一句：“都烧成什么样了？逞什么强？知不知道发烧也会死人的。”
新牢头又把情况报告给狱警。
过了半小时，狱警在门口叫“23号，出来”
，张曼跌跌撞撞地走出监室，跟着健步如飞的狱警来到医务室。
看守所的医务室特别简陋，两张桌子四个圆凳，一个医生一个护士，正坐在那里闲聊。
穿着白大褂的女医生斜眼看了一眼张曼，扔给她一个水银体温计，送上一句“夹在腋下五分钟”
，就又和护士继续聊孩子上学难的问题。
38.7度。
张曼从腋下拿出体温计后，自己先读出这个数字，又把体温计交到医生手里。
医生接过后看了一眼，一副见怪不怪的模样：“你啊，没有感冒，只是急火攻心的发烧，来到这里，像你这样的犯人多了去了，给你开点儿退烧药，吃上两天就好了。
关键是收拾好心情，多想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