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十八岁的丫头不懂这个道理。”
被放出来的丫头，再也没有一天睡踏实过，明月当空，也是看成魑魅魍魉，每日每夜，备受煎熬。
她的乡亲因为她和她父亲犯下的罪行而疏远了他们，她的存在就是村里的一场笑话。
这时候她大病了一场，整整七天烧得天昏地暗，等到她清醒过来，只觉得眼前满是蝴蝶飞舞，抓不住现实世界的边际。
她起身，很艰难地给自己倒了一杯凉茶，杯子里都是茶垢和灰尘，她已渴不择杯，全部喝了干净。
然后坐在炕上，所有的神志回归以后，她只想问个为什么。
她不知道小荣为什么就这样走了，为此她找过班长，也找过兵团的团长。
班长和团长都告诉她，因为组织纪律什么都不能告诉她。
团长的老婆见她瘦得可怜，偷偷拉了她到一边，语重心长地说：“丫头，别再把心放在良心被狗吃的男人身上了，你爹就是他告的。”
这天，如遭雷击的丫头不知是如何挪动自己沉重的脚走回家的。
她在四壁贴满剪纸蝴蝶的家中枯坐了一整晚，心里只是反复转着同样的念头——一定要寻到小荣问个清楚，也许，也许一切只是误会，并不像团长老婆讲的那样。
小荣也是自身难保。
也许，小荣是求过情的。
她又找到了班长家，赖在他的家门口不愿意离开。
班长也得到了回城的指标，正和老婆打点行李。
他的老婆禁不住丫头的苦苦请求，劝班长把小荣留下的在上海的地址给了她。
从漠河到上海，这是一条迢迢崎途。
丫头把全副的家当都变卖了，买了车票，自漠河摸到了哈尔滨，又买了火车票到了首都，在首都的火车站排了好几天的队，才买到去上海的火车票。
坐在从北向南的火车上，丫头强迫自己挺着腰，一直看着火车窗外一座接着一座的山峦，好像崎路永无止境。
经过了这些崎途，她终于到了上海。
丫头从来没有到过这么大的城市，马路这样的宽，车子这样的多。
她背着行李过马路，没有看清红绿灯，险些被面包车撞了。
车里的司机骂着她听不懂的上海话，她害怕极了。
上海的弄堂又这样窄，弯弯曲曲，交叉纵横，她一条一条地找，都没有找到她要找的地址。
而身上的钱越来越少了。
丫头没有办法再住到招待所，只能在火车站的雨棚下临时给自己铺了个床铺。
有捡垃圾的流浪汉见她漂亮，几次三番想欺负她，她只好战战兢兢地躲到车站的岗哨亭边上。
岗哨亭的老警察看她可怜，给了她热水和点心。
上海有种点心叫生煎，丫头吃着生煎，就在想，为什么要叫生煎？难道这不是活生生的煎熬吗？
老警察问她要来了地址，帮她问了问人，原来这处地址的人们被分配到一家鞋厂，全部搬进了市里分配给鞋厂的宿舍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