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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遗令（第2页）

虽马诚老能为厚终之具，然终不如安予心之为愈矣。

此是予第一要紧言语。

我气已散，即当穿此安魄之坑。

未入坑时，且阁我魄于板上，用予在身衣服即止，不可换新衣等，使我体魄不安，但面上加一掩面，头照旧安枕，而加一白布中单，总盖上下，用裹脚布廿字交缠其上，以得力四人平平扶出。

待五更初开门时，寂寂抬出，到于圹所，即可装置芦席之上，而板复抬回以还主人矣。

既安了体魄，上加二三十根椽子，横阁其上，阁了仍用芦席五张铺于椽子之上，即起放下原土，筑实使平，更加浮土，使可望而知其为卓吾子之魄也。

周围栽以树木，墓前立一石碑，题曰李卓吾先生之墓，字四尺大，可托焦漪园书之，想彼亦必无吝。

尔等欲守者，须是实心要守。

果是实心要守，马爷决有以处尔等，不必尔等惊疑。

若实与予不相干，可听其自去。

我生时不着亲人相随，殁后亦不待亲人看守，此理易明，幸勿移易我一字一句。

二月初五日卓吾遗言，幸听之，幸听之。”

这遗言的对象大概是几个从人，故其言直捷了当，只指示埋葬事宜，不说及祭祀，由此亦可知卓吾之去儒入释，目的与削发住寺相同，其归心之程度与颜君殆有异也。

葬法极佳，唯墓碑似太大，在万历时价当甚廉，故亦未可算费耳，至云板复抬回以还主人，颇有幽默之味，想见卓老此时情意透彻，已是炉火纯青之候，故涉笔成趣，为各家遗令所未曾有。

卓吾写遗言之翌月，闰二月廿二日乃为张问达所劾，以惑世诬民被拿，三月十六日卒于狱。

遗言后汪本钶附记云：“闻之陶子曰，卓老三月遇难，竟殁于镇抚司。

疏上，旨未下，当事者掘坑藏之，深长阔狭及芦席缠盖，讵意竟如其言。

此则预为之计矣，谁谓卓老非先见耶。”

李卓吾太重情理，一肚皮不合礼教的，随时发泄，终于为守正统之士大夫所害死，此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一大事，为后人所不能忘记，但在李君则可谓如愿以偿，殆未必有甚么怨怼耳。

比李卓吾更彻底的要算是杨王孙的裸葬。

《前汉书》杨王孙传云：

“杨王孙者，孝武时人也，学黄老之术，家业千金，厚自奉养，生无所不致，及病且终，先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必毋易吾意，死则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从足引脱其囊，以身亲土。”

传中又载王孙友人祁侯遗书劝止，王孙覆书，皆极佳妙，覆书中有云：

“裹以币帛，隔以棺椁，支体络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为枯腊。

千载之后，棺椁朽腐，乃得归土，就其真宅。

由是言之，焉用久客。”

祁侯称善，遂从命裸葬云。

《西京杂记》丙卷记其事云：

“杨贵字王孙，京兆人也，生时厚自奉养，死卒裸葬于终南山。

其子孙掘土凿石，深七尺而下尸，上复盖之以石，欲俭而反奢也。”

案《杂记》署刘歆撰，歆本系人，即使著作非伪，亦只代表士大夫的正统意见，对于非常的行事表示其不满而已，其实裸葬矫俗，本意不在省费，且掘土凿石所费之钱亦未必多也。

陶渊明《自祭文》末，亦徇俗说云，俭笑王孙，而《饮酒》之十一云，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裸葬何必恶，人当解意表。

则陶公毕竟是解人也。

以布囊盛尸入坑的办法殊妙，及后再从足引脱其囊，风趣有似卓老，此殆是学黄老者之妙味，余人未能及也。

闻宋时有吃菜事魔之教，其祖师是张角，与天师道似又不同，教徒死时盛衣冠，有长老二人坐头足边，问生时有衣服冠履否，答曰无，则一一去之，末问生时带来何物，曰有胞衣，乃以白布袋盛尸，埋诸土中云。

其方法与王孙相似，且无去袋之烦，惜出于土俗密教，又有秘仪礼式，不为大雅所取耳。

毕竟葬者藏，因此空不如水，水不如土，已有定论，但土又不如火，则西天荼毗法实为第一，而先哲少言及之者，固由教俗道殊，亦或似俭反奢，以视李卓吾遗言所云，事烦费重，当过数倍也。

乙酉年十一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