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外公最喜欢的,却是一款名为“贯头山”
的“土酒”
。
外公在酒上的知音,只有奶奶。
因为只有奶奶对这种当时还不甚有名,甚至没有名列“八大名酒”
之中的酒评价极高。
当年双方在会亲家时,奶奶也因此对外公家甚是满意。
我也是后来才从外公口中得知,这个酒历史很老,最晚在清中期便誉满平津。
至于说没有名列八大名酒的原因,我外公觉得,那是因为评酒那几年,因为工业生产调整,这家酒厂暂时停产了。
这个说法,后来在我老姨夫家里得到了印证。
老姨夫的父亲当时在粮食局工作,据说就算他们是管粮食的,在那几年也没有粮食吃。
所有的粮食都被统一调配供应与使用,他们粮食局里好多人,都是攥着一颗大葱,抱着水缸忍过一天又一天。
好多人长期营养不良,全身浮肿到难以行动。
我知道他说得含蓄了,因为挺过来的人才能给你讲述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
挺不过来的人,就算想告诉你他怎么死的,你也听不着啊。
而我外公对烟的执着更加偏执。
那一年,国内带过滤嘴的烟已经不少见,塔牌、云烟,等南方香烟已经盛行一时。
即便“”
、“骆驼”
、“万宝路”
,等等进口名烟在我外公家也司空见惯。
像石林或者阿诗玛这些烟,在我外公家都不能进储物柜,只配在杂物间里堆着。
这倒也不是它们的口味不好,实际是我外公不抽有过滤嘴的烟,他只抽自己卷的烟。
外公判断这些烟的家庭地位时,全然看它们一条能卖多少钱。
在这里,我父亲作为外公的大女婿,也曾以一手焖烟叶和搓烟叶的手艺,被外公欣赏不已。
可在我认识我父亲这几十年里,我从未见过父亲抽哪怕一根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