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的作壁上观丝毫没有影响到秦国征伐的决心,或许甘茂从一开始就没有奢望过能让赵国出兵助秦。
只要不出兵助韩,便是最好的结果。
赵国对于秦国只能算是锦上添花,于局势并无大碍,但对韩国而言失之则如断臂。
看来秦国这次是抱着必取宜阳的决心了。
宜阳境内有着韩国最大的铁矿山,并且是韩国最重要的手工业聚集地、赋税来源地之一,地位仅次于都城新郑。
韩国失了宜阳恐怕比赵国失了晋阳还难受,而秦国若得了宜阳,便相当于在关东插丨进了一颗钉子,对六国总是不利的。
赵章心下暗慎,嘴上却问道:“近日可有博学者来邯郸?”
庞煖和赵奢对视了一眼,后者揖道:“臣在馆驿停居了两日,以臣观之,列家学子虽众,然诵论之法却不合方今时势,多是些以古讽今、以弱谏强的空话,是以臣觉得,空谈之辈不足以为用。”
赵章对此不置可否。
君父颁布求贤令,欲仿先贤揽收天下英才,他从一开始就觉得多少有点不切实际。
能保证本国的人才不外流便是最好的结果,想靠所谓的变法来革除赵国的旧弊,就算商君在世恐怕也做不到。
以赵章后世的眼光来看,赵国现有的政治制度其实就已经非常契合于这个时代。
赵国和秦国,或者说整个三晋和秦国,两者在政治制度上并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当年商君入秦,所推行的变法其实就是仿效于三晋。
只不过又结合了秦国自身的弊端,为秦人量身定制的一套律法。
但总体的纲令还是效仿于三晋的集权制。
若非得说两者的区别,那便是彼此之间贯彻力度和执行方式不同。
至于秦国变法后,为什么崛起的那么快,赵章觉得主要还是两点:其一秦国在孝公以前可太落后了,那就是纯纯的奴隶制社会,当时的秦国命脉完全是由国内的贵族集团所把控,小农经济不振,自耕农約等于零,国家综合力量分散,贵族为了利益各自为战,民间私斗更胜于公战。
而秦律在严法的同时,废除贵族阶层世系的特权,强行把公有转变为私有,最后再把私有收为国有,将力量集中于君权,相当于在短短数年的时间强行将一个奴隶制国家转为封建制;
其二那就是地缘政治了,秦国的底子好,独拥关中,进可攻退可守,只要自己不去作死,认个怂,他国也不会愿意去死磕,如此就对变法提供了一个相对封闭、安逸的环境。
();() 但归根结底,秦国的变法是符合了当时时势的,若是晚上個十来年或者放在如今,也不定能成。
而现在君父想效仿孝公变法,那就更困难了,虽说赵国当今的境况和当年的秦国也差不多,内有宗贵掣肘,外有群狼环伺,但赵国的地缘却比之秦国更加复杂。
赵国可没有秦地那样优渥的条件。
其次赵国的现政已经到了变无可变的地步。
这个时代的统治者大多数都是非常务实的,你的政策好用我就拿来用,因此列国制度相效,积弊的往往不是政治举措,而是越来越臃肿的食利阶层。
百年前赵国先君率先变法、废除井田得以强国,然而百年后、时间兜兜转转好像又回到了原点。
现在想革除旧弊,就不能再效仿昔日的秦国用猛药。
不然大病未痊愈,身体便先撑不住、遭受反噬而崩溃了。
若思出路,赵国还得重新走出一条独属于自己的路才行。
所以呢?这是赵章都能想明白的事,那些深谙此道的君父难道看不清?
既然能看清,那又为何大费周章的搞出一个什么求贤令?
赵章有些不解,但不妨碍他猜测。
或许都是幌子?那对中山用兵是否也是试探呢……
想到这,赵章开始有些坐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