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构思《中华文化读本》丛书的一开始，我就想好了，最后一本应该是《写碑译典》。
因为只有让这一本作为归结，才能压得住。
从书名看，内容分为两部分，一为“写碑”
，二为“译典”
。
我先把这两部分做一个简单介绍。
“写碑”
部分，收录了中国大地上一些重大古迹的碑文和榜额。
这些碑文和榜额，古人都曾书写过，但大多被岁月剥蚀，被灾难毁损。
二十世纪晚期，中国重新得气，全国各地不约而同地决定，必须唤醒沉睡在荒草颓岩间的种种古迹，借以提升一方尊严。
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其中一项，就是修补旧碑，再立新碑。
说起来，能够修补旧碑已经不错了，为什么还要再立新碑呢？这是因为，一切古迹都有两重生命，一是“历久犹存”
，二是“历久弥新”
。
所谓“历久弥新”
，就是能够不断地为后代提供重新解读的可能。
再立新碑，也就是在古迹身后的悠远回响中，加入当代和声。
当代是应该发言的，经过几百年的文化屈辱，兵燹肆虐，尤其是经过了破坏古迹的“**”
灾难，我们与古迹必须有一番“劫后重逢”
的噙泪欢悦。
那么，新碑的碑文应该由谁来撰稿，由谁来书写呢？这是一件麻烦的事，常常会引起文坛龃龉、各方苛评。
因此，很多地方就在报纸上进行“民意投票”
。
没想到，各地民众属意最多的，居然是我。
我知道，这与我的几部散文集有关。
多年来我独自寻找千年古迹，并以崇敬而焦虑的笔触向海内外的华文世界逐一报告，这一举动显然得到了各地民众的认可，因此都选了我。
既然如此，我也就不推辞了。
按照中国惯例，这样重大的碑文似乎应该由高官来署名。
但是，广大民众却选了并无一官半职的我，这件事似乎还包藏着另一层不错的含义，那我就更不能逆拂了大家的盛情了。
由此，我应邀撰写了“炎帝之碑”
、“法门寺碑”
、“采石矶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