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圣塔碑”
、“金钟楼碑”
等等诸多大碑的碑文。
在撰写过程中，我等于再度抚摸了一遍中华文化的几条筋脉。
这些碑文，有的礼拜了文明之祖，有的探寻了宗教精神，有的呼唤了诗化素质，有的安顿了城市魂魄。
一一相加，确实展示了中华文化丰富而又壮丽的多重面相。
我撰写的这些碑文，力求表现对各个古迹的当代认知，并以多数旅人都能畅然诵读的浅显文句来表达。
这些碑文完成之后，本应在全国选请著名书法家来书写了。
但是，各地民众不知道在哪些报刊上看到过我写的毛笔字，要我“一身兼两任”
，也就是同时担任书法家来蘸墨挥毫。
我想，这倒是符合了古人自撰自书的传统，便点头答应了。
除了这些长篇大碑之外，各地还有一些重要古迹请我题写榜额，也就是把它们的名字或核心用语端端正正写出来以供镌刻就可以了。
这事看来简单，但数量很大，我必须严格选择。
选择的标准，就看那些古迹在中华文化史上的地位。
结果，多年来也着实写了不少，例如本书收集的仰韶文化遗址、秦长城遗址、都江堰、中华首刹、萧何曹参墓园、云冈石窟、千佛崖、昆仑第一城等等。
每幅榜额虽然只有寥寥数字，但我都一一写了说明辞，把它们连贯起来，又成了中华文化史的一条“野外线索”
。
由此可见，中华文化史只有一半写在简册上，纸页上，书籍上，而另一半则写在石碑上，山崖上，大地上。
我的墨迹只是一种引导，借以指点广大读者把阅读的范围放大到万里江山之间。
我在题写这些大碑和榜额的时候，还没有使用现代复印设备和传输技术，所写墨稿直接付之刻凿，都自然消耗了。
因此，这次都必须重新书写，有些文句也因书法节奏的需要做了改动。
再说“译典”
部分。
长久以来，我一直很想用地道的现代散文，选译几篇古代经典，请当代读者愉快享受。
这是一件看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极为困难的事情。
有人误以为，那只是把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那他们一定既不懂文言文，也不懂白话文，更不懂文学。
在古代的文言文和今天的白话文之间，能够翻译的是意思，不能翻译的是韵味。
而文学的立身之本，恰恰是韵味。
不信，请试着将当代摇滚歌词翻译成文言文，不是不能，但韵味全都走了样。
正因为如此，近百年来虽然有不少人花费很大精力试图把古代的文学作品翻译成白话文，却几乎都让人失望。
我们看到了两大误区——
第一误区，叫“学究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