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在杨家的饭桌边落座，主任一手一个地拉住两位母亲。
“垃圾房没关门，这个责任街道和居委会不会逃避。
石家媳妇，等你爷们下了班，可以让他去居委会找我。”
两句话，先为这件事情定下了勇于承担责任的基调。
“不过，你们两个，也不是没有问题。
杨家媳妇，你们现在进城了，不比在乡下，应该懂城里的规矩。
玻璃这东西，可以从土道往下扔吗？
你就算今天没有伤到阿福，明天环卫工人来了，伤到人家也不好啊？”
杨母显得很委屈，她表示自己是按照城里的规矩丢的垃圾，不应该但责任。
主任很生气地拍了下桌子。
“我现在跟你们讲道理，你跟我讲规矩。
那好办，规矩就是邻里和睦，团结友爱。
你扔玻璃之前考虑过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了吗？
你若不这么自私，能有今天的事情吗？”
杨家妈妈低下了头，她知道在不骂街的前提下，自己不可能吵赢每日都在做调解工作的主任。
母亲觉得主任在为自己撑腰，也抬头挺胸，展示出得意的姿态。
不想，主任话锋一转，又批评起妈妈。
“还有你，石家媳妇。
你带孩子在哪玩不好，非要去垃圾房玩？
没出事时就不言声，出了事就找这个找内个的？”
主任“压事”
的手段其实很朴实无华，就是各打五十大板。
在那个年代，却已经算得上工作手段强力。
为街区的和谐与稳定，贡献了极大的力量。
至少在她负责的范围内，民事纠纷的报案率非常低。
关于我受伤这件事，在主任的调解下，杨母最终拿出五块钱作为医药费赔偿。
主任大包大揽地表示，如果后面换药时现钱不够用，随时可以去居委会找她实报实销。
母亲出于对街坊的维护，更因为她不是个讹人的人，便接受了这个调解意见。
只有杨母耿耿于怀一件事，她觉得赔偿给我的医药费，比她家换玻璃贵多了。
为此，当天晚上她就拎着自己四岁的儿子打了一顿。
在那个年代打自己家孩子，可没有人管闲事。
并且，也没有孩子知道，被自家家长打了，还能找警察叔叔撑腰。
那时还不太记事的我，却并不知道，这次的事件，也让话都说不利索的我，被人记恨了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