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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清规戒律，在孩子面前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她和所里所有的人，都成了好朋友，尤其深得林老夫妇的疼爱，成了他们的“开心果。”
只是晚上，孩子和妻子枕着竹涛入眠时，我脑海里会反复回想“死士行动”
的种种细节，时而让我热血沸腾，时而让我咬牙切齿，时而让我扼腕长叹。
心中百感交集：为什么要这样！
难道，就不能更宽容更温情一些吗？
一个星期很快结束了，我恋恋不舍送走妻子和孩子，又要面对下面的工作时，不免有点惴惴不安。
李局长没有半点催促了工作的意思，每天见我，都是很温和地打个招呼，直到我那天，主动去向他要档案室的钥匙。
“于新同志，我完全理解你的困惑，”
李局长打开保险箱，从里面取出档案室的钥匙，还有一份厚厚的卷宗，一并交给我：“这是林老和傅正范将军早年写的一些回忆录，作为当事人，他们的材料极有价值，你可以和一些档案材料相互印证。
但有一点，于新同志，这是一件严肃的工作，林老和傅将军的材料，只能作为参考。”
作为长期从事社会纪实工作的新闻记者，我当然知道“孤证不信”
这个基本的工作纪律。
我开始认真研读林老和傅将军的材料。
林老材料脉络很完整，犹如黑夜中出现了一点烛光，这足以支撑起我进一步探索的勇气的信心。
又是一个星期过去了，我翻遍档案室，傅正范的内容很多都能得到多方验证和支撑，可信度大为加强，但能找到支撑林老先生材料的，却寥寥无几！
突然，我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李局长，我能否根据这些材料，写一部小说？”
“小说？”
显然我的提议大大出乎李局长的意料。
“对，小说！”
我继续说道，“小说最大优点，就是允许虚构，可以发挥想象。
这些天，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当年，‘死士行动’密级如此之高，是不是我们将‘死士行动’所有材料都收集齐全了呢？如果资料本身就有残缺，那怎么能写出一个真实的纪实？我们能不能换一个角度，就是利用林老的资料为主线，结合能验证的材料，编一个故事。
对于一些尚不能确定的细节，就当做是‘假说’，留待后来的文史工作者证实或证伪。”
“这倒是个新颖的想法。”
李局长认真思索了一阵子，终于下定了决心，“于新同志，放手干吧！
也许，这就是解密‘死士行动’的一把新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