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皇帝极为震怒，倾尽各种手段对郭正域进行严厉调查，搜查其住所及其身边人，最终未能找到任何证据，于是将此案归咎于皦生光（生员，因经常敲诈官员，被众人集体指认伪妖书作者）并将他下狱，但最终也未能查明真相。
所谓“梃击案”
，是指张差手持棍棒闯入太子居住的青宫，声称要向皇帝告两位宦官，这两位宦官是郑贵妃派遣建造寺庙的人。
巡按御史刘廷元上报奏疏称：从张差的表现看，他像是疯癫之人，但其背后动机令人十分怀疑。
于是刘光复等人支持张差疯癫的说法，而刑部主事王之采在狱中审讯张差，得出结论认为幕后主使者是郑贵。
朝野顿时一片哗然，认为皇亲国戚间竟有像专诸（春秋时期着名刺客）刺杀吴王僚一样的行刺之事生。
郑贵妃也深感恐惧，向皇帝申诉自己的冤屈。
皇帝命令她亲自向东宫太子说明情况。
郑贵妃看到太子后极力为自己辩解，于是太子上奏请求皇帝出面，在众臣面前为她澄清事实。
皇帝与太子都反复向众臣解释此事与郑贵妃无关，最终将那两个宦官及张差定罪，其他人员则不再追究。
当张差案生时，朝廷内外都无法不对郑贵妃产生怀疑，因为此案恰好与郑贵妃身边宦官有关，且他直接闯入太子居所，仿佛是故意安排好的。
王之采的奏疏言之凿凿，或许是因为他对两位宦官极度痛恨，所以故意将梃击案栽赃给他们，真实情况也不得而知，而刘廷元等人因此对王之采尤为痛恨。
王之采平时品行不端，刘廷元与韩浚等人便借考核之机对他严加处置。
因为太子身边的护卫力量薄弱，以至于外人能够轻易闯入，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朝臣们都担忧会有意外生，对太子不利，皇亲国戚的忧虑警惕，也是绝对不会少的。
然而，因此此事涉及宫禁秘密，难以定案，只能采取像汉朝时田叔烧毁梁王涉案证据那样的调停和稀泥的策略。
关于此案持两种不同说法的人相互倾轧，都务必要将对方送到刑罚部门赶尽杀绝，这是何等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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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两党已经势不两立。
万历辛亥年（公元年）的京察由孙丕扬主持，曹于汴、汤兆京协助，但他们所处理贬谪的汤宾尹、王绍徽等人，都是攻击东林党之人。
王绍徽有清高声望，而汤宾尹则以才华闻名，因此秦聚奎直接指责这次京察不公。
到了万历丁巳年（公元年）的京察，郑继之主持，徐绍吉、韩浚协助，所处理贬谪的又都是东林党人。
当时世人公认的清流派，几乎被一网打尽。
那时，叶向高离职，方从哲独自担任内阁辅，他平庸无能，无所作为，皇帝对于奏疏全都留中不，不做任何处理，只要言官一弹劾，被弹劾者就会自行离职，不再遵从皇帝的旨意。
言官的权势越来越重，形成了齐、楚、浙三派鼎立的局面。
齐派以亓诗教、韩浚等人为，楚派以官应震、吴亮嗣等人为，浙派以刘廷元、姚宗文等人为，他们的势力十分嚣张。
汤宾尹等人贼暗中操控这些派系，因此还出现了宣党、昆党等不同的党派名称。
所谓“宣党”
，指的是汤宾尹，所谓“昆党”
，指的是顾天峻。
顾天峻、高亢自视甚高，而汤宾尹品行恶劣。
万历庚戌年（公元o年）的科举，如韩敬、钱谦益、王象春、邹之麟等人都有才名，他们急于求富贵，互相嫉妒争斗。
邹之麟依附韩敬，想谋求吏部职务未成，于是反过来攻击韩敬。
因此，邹之麟、钱谦益都被当时的权贵所压制。
礼部主事夏嘉遇最初也曾受到当时权贵的推崇，但他与邹之麟交好，也因此受到了压制。
这时，官军在辽东四路失利的消息传来。
赵兴邦当时担任兵部官员，仍然负责主持科学会试，邹之麟、夏嘉遇因此就弹劾他，并牵连到亓诗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