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朱由检说出这一句，孙承宗的双眼微眯，沉吟不语。
朱由检故意漫不经心地问道：“怎么，卿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孙承宗历经四朝，要算上朱由检的话，也算是五朝老臣了，怎会不明白皇帝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孙承宗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道：“我大明禁海，首在防范倭患，自前元开始，东南沿海倭患日盛，太祖创业艰难，面对北元的威胁，东南倭患虽相对较轻，但张士诚、方国珍等残部仍盘踞在沿海岛屿，企图内外勾结，东山再起。
后来胡惟庸案发，牵扯罪名有私通倭寇，因此太祖担心重臣与外国势力勾结威胁社稷，施行禁海，此可谓是祖训。
若从国朝财政上讲，禁海是防止白银铜钱外流及朝贡贸易的需要。
我大明建立后承袭前元的财税之政，发行大明宝钞，禁止铜钱与白银外流。
大明国力强盛，与周围各国一直是宗藩关系。
若任由各国民间的贸易，必然冲击朝贡制度。
此是我大明禁海的根源。”
朱由检用手敲了敲案几，说道：“卿所说之事朕清楚，但朕更清楚，成祖派郑和七下西洋，收益颇丰，隆庆开海，朕估计着我大明至少流入七万万两白银，这也是张居正能施行实物折银的根本，那朕就不明白了，开海能为大明带来这么多好处，为什么朝中尽是禁海之声？”
说到这里，孙承宗知道必须得表态，“陛下，无论开海、禁海牵涉得是南直隶士绅，臣是北方人，原本与海贸无涉，但陛下问，臣不能不答。
南直隶靠海，祖辈多有经营海贸者，刚才臣说了朝廷禁海一防海寇，二为稳定朝贡宗藩制度，但于民间则是生计，或者为海贸之利，臣也曾听说，我大明的丝绸、瓷器、茶叶等，行销海外，有百倍之利，若开海，此利必降。
嘉靖、泰昌时如丘濬、林富、吴廷举等主张开海是为沿海百姓生计着想，非为海贸之利，其后禁海，则为保闽粤江浙等地海商之利。”
（）;（） 说到这里，朱由检已经算是满意了，但他还是问道：“那卿主张开海还是禁海？”
孙承宗沉思半晌才道：“为财富充裕计，当开海，为江山社稷计，当禁海。”
这句有些出人意料，朱由检奇怪的问道：“卿的前半句朕听懂了，后半句朕却不懂。”
孙承宗说道：“陛下，宗藩制度是国家外事根基，若行开海，朝贡体系必然崩溃，宗藩何以为继，倭寇、西夷在海外虎视眈眈，其居心叵测，其不尊礼法，勾结商人，难保江南风气重利轻义，天下士风败坏，危及国朝根本。”
朱由检明白了，从孙承宗本身来讲开海、禁海没有什么，但他考虑的是一旦开了口子，商人会逐渐做大，这对东南沿海的小农经济会产生摧毁性影响。
这是时代眼光的问题，至少孙承宗看到未来商业发展对农业冲击的巨大影响，估计东林也有不少类似的人，但为保证自己利益的人只怕更多。
这个结局对朱由检来说不好不坏。
朱由检想想觉得挺可笑的，东林中应该有不少人看到了资本主义萌芽对君权社会和小农经济的影响，所以从道德制高点出发，自己不出面，反而暗地支持商贾、勋贵从事海贸，然后分享高利润，这样就保证了王朝延续。
朱由检问道：“那卿怎么看商税问题呢？”
海贸还商税绝对是孙承宗最不愿意回答的问题，不过皇帝锲而不舍地问，也搞得他没脾气，既然已经说了海贸，那商税也只能再说说了。
孙承宗整理了一下语言说道：“陛下，我大明的‘住税’凡田宅、头匹、店房、酒醋、布帛、各色商货，其征收的范围很广，几乎是无物不税，而我大明的‘过税’更是设立钞关，凡运销商品的行商和负责具体运输的船户、车主，都需缴纳同行之税，所以臣认为陛下所忧虑者并非商税，而是如何收商税和收多少的问题吧。”
朱由检点头应是，“卿所言即是，太祖虽额定商税三十税一，却未定所收范围及，而今太祖的定法却成了永利，朕以为一者税率不合理，二者偷逃税款者众多，卿有何高见。”
孙承宗说道：“一看分税定额，二看朝廷和陛下如何分税，三看稽核逃税。”
这句话看似简单，包含的信息却多，一是看朝廷有没有能力按不同商品征税，朝廷的住税与过税加起来有几十种之多，都按三十税一确实不合理，但皇帝有没有魄力改，朝廷有没有能力改，这是前提，改都改不了，谈何收商税。
第二看国库与内帑的分配，国库分得比内帑低不少，本来朝中大臣就反对收商税，而且还是皇家占大头，朝廷就更不愿意收了，第三是重点，大明没有人享有免税特权，可有能力的人能想尽各种方法免税，朝廷也好，太监也罢，你有没有能力抓这些逃税的人，这里可有皇亲国戚、勋贵士绅，反而朝廷设关钞最终坑得都是普通小生意人，他们躲不了税，反而被多征，如果所有人都能一视同仁征税，那征商税就简单了。
朱由检没有再继续问，因为他已经知道这些空谈无益，而孙承宗也不希望皇帝在没能力解决根本问题的时候好高骛远。